沈建乐
[摘要] “绍兴师爷湖南将”,是我国人才地理上的一大特色。这一特殊而典型的人才现象,补阙了人才学内容,丰富了人才学宝库。对历史现象的追索,从中可以得到启迪,受到教益。在全国上下实施人才战略、加强人才开发的今天,客观认识、科学解析绍兴师爷及其人才现象,必将对人才的培养、选拔、使用、流动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 人才学 绍兴师爷 人才机制 探讨
绍兴师爷肇始于明、繁盛于清,是绍兴历史长河中的一朵浪花,也是中国明清时代封建官僚政治以及行政管理领域的一种特定现象。对绍兴师爷的评价历来褒贬互见、毁誉不一。本文在客观分析绍兴师爷这一人才群体的基础上,阐述绍兴师爷人才机制运作的灵活性以及对我们当今人才工作可资的借鉴和启迪。
一、绍兴师爷——特殊性的人才群体
绍兴师爷作为一种特殊的地域文化产物,一般是封建社会后期人们对绍兴籍幕僚的专称。幕僚这一特殊的社会群体,当时虽然仅仅是地方军政长官延聘的办理文书、刑律、钱粮等事项的佐助人员,但往往操纵着其主人黜陟之命运、百姓生死之大权,因此无论是为官还是为民的,对他们以师长相礼,待为上宾,尊为老夫子,一般胥吏皂役也遂呼之师老爷,简称师爷。因而以“师爷”二字为幕僚的别称,即被普遍使用。
然而在“师爷”前面冠以“绍兴”二字,而成为“绍兴师爷”,[1]不仅是因为师爷中绍兴人特别多,——“以操是业者皆绍兴人”,[2]“吾乡之业于斯者,不啻万家”。[3]在以师爷终其一生的龚未斋撰的《雪鸿轩尺牍》中可以看出,与他同时期并相互之间有来往的绍兴师爷就有一百余名;《会稽陶氏族谱》中明确记载有作幕经历的就达139人;开国总理周恩来在一次与外国友人谈起他祖籍绍兴时曾经指出:“封建时代读书人的出路一般是应科举,绍兴人却大批地去当师爷,到全国各级衙门里管文案”。[4]而且还因为由于绍兴向为文化之邦,从事师爷职业的绍兴人整体素质较高,具有智囊的多方面才能:处事精明,治事审慎,善于言辞,工于心计。这些正好迎合和顺应了当时封建统治阶层对特殊人才的需要。因此也就有了“无绍不成衙”之说,也就有了“绍兴师爷湖南将”之称。
绍兴师爷是一个以绍兴人为主体的一个群体,这是一个特殊的人才群体。
什么是人才?“人才就是具有一定知识能力,能够以创造性劳动,为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做出一定贡献的人”。著名人才学家王通讯先生早在20年前下的这一定义,已被人们所普遍认同。按照这一观点,绍兴师爷是一个人才群体。
(一)成为绍兴师爷极不容易。绍兴师爷中绝大部分是刑名师爷。在中国虽然传说皋陶就定了“五刑”,但实际上历代有关刑法和民法的典籍极少,即使有,也不属科举必修之列。虽然宋有《宋刑统》,清有《大清会典》,但科场中没有这类书的地位,而且由于书的条例简单而含糊,在实际审判中用途不大。因此就有一个学幕的过程。而“千人学幕,成者不过百人”。虽然依靠师友、亲威关系入幕者是常有的事,但总的还是择优录用、惟才是举。“由于这类幕僚需有专门的业务才能,必须经过‘学幕’的历练,差不多要学6至7年才能‘满师’,否则不足以胜任;然后由人引荐入幕。”[5]
(二)绍兴师爷才智出众。著名绍兴师爷龚未斋在总结学幕之三味时写道:入幕者须胸有经济,通达时务,庶笔有文藻,肆应不穷;又必须记诵敏捷,举一隅而三反;更须善于酬应,妙于论言。若无此三者,断不能超群轶伦”。被称为“骆大师爷”的骆照,曾为直隶制军刘荫渠幕僚,上任仅五个月,就将当时督署搁压八、九年的五百余件积案全部清理完毕;广为流传的田文镜幕中的邬师爷智勇双全,甚至得到雍正帝的赏识;名幕娄春藩先后为李鸿章、袁世凯等的师爷,一生备受礼遇,凡折奏、刑钱、盐务、河工等均非娄不可。
(三)绍兴师爷职能多重。绍兴师爷是一个总的称呼,如按入幕后所从事的工作性质不同,又可分为若干种类,其中包括:主办刑事、民事判牍的刑名师爷,起草呈皇上奏疏的奏折师爷,负责办理钱粮、税收、会计事项的钱谷师爷,专管书信来往的书启师爷,负责批答文件的挂号师爷,以及负责考核征收田赋的征比师爷等等。正如周作人所说:“一口说绍兴师爷,其中也很有分别”,但他们往往一身多任、一专多能。
(四)绍兴师爷作用显著。绍兴师爷在封建官僚政治的实施过程中,尤其在新政权建立或政治局势动荡时,肩负着总揽大权、处理各类实事的重任,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是一批很有影响、又极有市场,不以力敌,而以智取的一批社会名流。这批社会名流涉及政治、文化、经济、军事等各个领域,上至朝廷,下至州县,在王朝和地方的行政管理系统中有超常的影响,并在中央和地方的共生关系中形成了一个广泛而垂直的绍兴人网络。这样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威胁到当时的统治阶级,并动摇了晚清政府的统治地位。也因此有清世宗颁制的“六部经承不许专用绍兴人”的诏谕。[6]
(五)绍兴师爷道德品行端方。绍兴师爷群体非常注重“幕道”,他们具有较严格的行为规范。清朝名幕汪辉祖在《佐治药言》中,对幕友要求首在“品”,以“品端学醇”为良幕;他认为,“才、识、品三者之中,兼长为难,先取品”。在其《病榻梦痕录》中,要求幕友“留心地方,关切百姓”,“宁要清贫,不要浊富”,并主张:立心要正、尽心公事、勤于办事、慎审从事。名幕何大庚在广州知府余保纯衙内任职,怒斥英帝国主义贩卖鸦片、掠我资财等罪行,呼吁广东人民一致外敌;名幕娄春藩在八国联军围攻津埠中,“矻矻勿为动,与敌军相峙”,英勇抗击了外国侵略者的大举进犯。绍兴师爷中爱国忧民、刚正不阿、力本实情、办事公正之优幕不胜枚举。
(六)绍兴师爷后世影响深远。绍兴师爷对后世直接的、有形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就在绍兴师爷人才群体还未完全消失之时,一个在同一地域中更富有蓬勃朝气和共同理想的又一个绍兴人才群体继而崛起,这个后绍兴师爷人才群体比之绍兴师爷人才群体来,门类之齐全,阵容之整齐,以及思想精神的风貌等各个方面都大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感,他们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上都是有一定地位一定影响的杰出人才,其杰出代表有鲁迅、周恩来、蔡元培、“徐秋陶”、周建人、陈建功等等。富有戏剧性的是这个后师爷人才群体不仅是在曾经孕育过绍兴师爷的土地上诞生出来,而且大多是绍兴师爷的后裔。鲁迅先生的祖上、亲友中就有许多一直以幕为涯:“藕琴公”、“谦叔”、“陈秋舫”、“施理卿”、“魏龙藏”等等[7],周恩来同志的“近几代祖先也是绍兴师爷”、“外祖爷也是师爷”、“叔父当师爷”[8]。这种特殊的“后世角色示范”,正是绍兴师爷血脉流淌、家世熏陶的结果。
无论是凭人们的常规经验认识,那怕是当时的气候条件,这个后师爷人才群体都可以成为旧的官僚的一部分,但他们恰恰走起“异路”,跳出封建巢穴,冲出官僚牢笼,批判地吸收绍兴师爷之精华。马克思关于“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9]的论述是最能说明绍兴师爷人才群体和后绍兴师爷人才群体之微妙关系。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了中世纪天主教会不分阶层,不分出身而在人民中间挑选优秀人物来建立教阶制度后曾深刻指出的:“一个统治阶级越能把被统治阶级中的最杰出的人物吸收过来,它的统治就越巩固、越险恶”。[10]细细体味马克思的名言不难使我们悟出绍兴师爷在人才中的层次,以及在人才中居于的地位。
综上所述,绍兴师爷具有社会性、超常性、实践性、创造性、进步性等特点,是封建社会后期活跃在中国政治、文化舞台上将自己精通的业务知识和对事理的明察分析辩证地结合在一起的一个特殊人才群体。由于绍兴师爷是在同一时期出现于同一地域,又因师承效应居多,因此它还是自明后期至民国三百年间的一个人才链——绍兴师爷人才链。
二、绍兴师爷——性的人才机制
绍兴师爷是一个地域性的人才群体,这个人才群体具有灵活的人才机制。
绍兴出现了这样一个人才群体,这是由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的因素,也有特定的绍兴历史文化的因素。如果说,这两者是形成绍兴师爷的外部原因,那么特定的家庭氛围熏陶和影响则是形成绍兴师爷的内部原因,由于这两个原因共生于一个环境之中,又相互促进,于是绍兴师爷便大量产生,并在其他人才群体和幕僚集团中独占鳌头。
人才学理论告诉我们,个体人才的成长和群体人才的发展是环境诸要素综合交互作用的结果,也正是这种相互作用构成了人才的运动,并推动了人才的成长和发展。而这种相互作用,就是人才机制的运作。
机制,原指机器的构造及其工作原理。人才学中通过类比借用此词,意在剖析它内在的运动方式,相互关系,相互作用。人才机制是人才的运作方式,它以人才的教育、选拔、鉴别、使用、管理等为主要内容。绍兴远离当时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特别是当时的清朝政要、各级官吏主要由满族人组成,属于汉人的绍兴师爷,能在清朝的政坛盘根错节、构织成网,纵横上下、互通声气,且盛极一时,延续达三个世纪,这里面其内外机制的作用及其运作,是很值得探究的。
驰骋清代政治、文化舞台的绍兴师爷其地位十分特殊:非官非吏、无固定任期和按品位规定的薪俸待遇,也无任何行政性隶属关系。就在这样一种宽松自由的环境中,绍兴师爷巧妙地利用各种环境因素,充分挖掘自身潜能,凭借其独特的教育底蕴和文化素养,将种种有利条件加以内化吸纳,系统整合。在这样的环境中,天才超逸、性格豪放不羁的徐渭,在进入闽浙总督胡宗宪幕府后,很快鹤立鸡群,出类拔萃。他为胡出奇计、破倭寇、擒海盗、诱王直。出胡幕后,顽强地坚持文学艺术创作活动,功绩卓著;入湖广总督毕源幕府的章学诚,巧妙周旋并联邀各地幕僚,形成了一个绍兴师爷环,一时雄居湖广,威摄全国;汤寿潜,这位近代的改革家,师爷、科举、为官、著术皆兼有,且几上几下。类似的例子也是不胜枚举。
如果我们对绍兴师爷再作进一步的深入解析探讨,还可以得出绍兴师爷在个体自身的发展中所衍变的二种情况:一种是尽职为幕,尽责为主,一俟时机,进入宦途;另一种是避居一方,散发扁舟,著书立说,留与后世。显然,不管哪一种,都是灵活的运作机制在绍兴师爷身上调节的客观反映。
由此,我们已经可以归纳到绍兴师爷审时度势、自我调节,其人才机制的开放自主、来去自由,信息畅通、人尽其才,既灵活适时、顺势而为,又前瞻性地设计和规划自己的未来职业生崖。这种开放的、灵活的人才机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注重实际,师徒相承。在如何成为一名合格的绍兴师爷问题上,无论是老师爷还是欲进入幕府的入幕者,都会作一些实际的调查考察,都会钻研相应的业务知识,有的还会编撰或自学一些学幕书籍。编撰的幕学书籍从目前所能看到的主要有万枫江的《幕学举要》、张廷骧的《赘言十则》、汪辉祖的《佐治药言》、王荫庭的《办案要略》等等。这些幕学书籍自成体系,汇集一起,成为幕学的专门学识;另一方面是许多想跻身于官府的新入幕者,也主动地拜有声望、有关系的名幕为师,以学习作幕之道。正如梁章钜在《浪迹续谈》中指出的那样:“刑名钱谷之学,本非人人皆擅绝技”,“刑钱亦究竟尚有师传”。绍兴师爷这种培养体系范式上的实际性、师承性,也正应验了王通讯先生在《人才学通论》中所指出的“师承效应被人们称之为人才走向成功的一个奥秘”。[11]
(二)双向互动,来去自由。绍兴师爷在与其幕主的聘任关系上,是双向选择,自主自由,即幕主可以自由的选择幕僚,幕僚也可以自由的选择幕主。双方任何一方决不强迫牵制对方,都可以朝秦暮楚。双方之间不羁主客关系,不羁时间长短;幕僚有入幕的愿望,但幕主会婉言推脱;幕主有聘任挽留幕僚的意图,但幕僚也会婉言辞谢。这种双向互动并须两相情愿的关系,或为他们以后更好的合作共事奠定基础,或为找到更为理想的对方而权衡比较择优而定。这一灵活自由的君幕关系也恰恰使绍兴师爷流向上的多极化,即绍兴师爷上至朝廷、下至州县,每一个层面都有绍兴师爷的存在;运作方式的多样化,即既可以是他人推荐,也可以毛遂推荐,这就使君幕关系相互依存、来去自由,自然宽松、毫无拘束。
(三)适应环境,自我调节。这是就当绍兴师爷的自身实际包括科举愿望和外界环境发生矛盾时,绍兴师爷能够正确估计形势、权衡利弊,以屈求伸、自我调节。绍兴师爷往往是在由科举向仕途攀登之路遭到阻厄而步入幕府的,看来是被动的,实际上这恰恰是绍兴师爷一种明智的积极的选择。如果再留恋科举,他们预计到也许仍是屡试不第,名落孙山,即使成功,多半也只能是落得像范进那样的潦倒结局;如去学做生意,又觉舍本逐末,无颜见乡老。在暂时科举不第、仕途不济、官运不通的境况下,他们审时度势,自我调节,摒除外界不利因素对主观心境的不良影响,巧妙地选择了另一条道路,即界于科举进仕和学做生意之间的职业――学做幕僚。然后等待时机,或由幕过渡到为官,或由幕不久即从事学术著作。这种随机应变、待价而沽、空间迂回、游刃拼搏的策略在绍兴师爷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明、清两代,尽管绍兴出了很多进士,其数量分别位于全国各府的第二位和第六位[12],但进入仕途有其严格限制。加上当时统治阶级还采取“北人别考”,由此使绍兴文人学子通过科举“出山”进入仕途做官的希望变得渺茫,“读书不成,去而读律”。[13] “龙剑神物,非匣中所能久藏者”。[14]于是他们就绕过科举考试的途经,去从事另一种虽然名声并不显赫,但比较实际的职业,这就是在各级官府中充当幕僚。
(四)和睦相处、宾主平等。由于绍兴师爷多由各级行政官吏自己征辟延聘,不属封建机构正式行政人员,其聘辞、人数以及束修待遇等等都独立于官府之外,他们与各级行政官吏的关系是一种和睦相处的宾主关系,不存在依附与被依附的关系。同时由于绍兴师爷机警能干,因此各级行政官吏相当尊重并礼遇在职的绍兴师爷,并尽量搞好与绍兴师爷的关系,使其竭尽全力为自己效劳。幕主幕宾之间的同层主从、皮毛依附、平等相处、关系融洽,反而使绍兴师爷在在职期间呕心沥血去完成他所应该做的各项工作,尽职尽责处理各种行政事务。
当然,绍兴师爷灵活的人才机制还体现在诸如伯乐相马、不拘一格,惟才是举、才尽其用等等方面。所有这些,都是值得我们细细品尝的。
三、绍兴师爷人才机制的当今启发
绍兴师爷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一个片断,但由此而反映出来的种种人才特征、现实意义,已经超出特定的地域范围和时空界限:绍兴师爷是一个地域性的人才群体,但由此衍变和产生的种种人才现象,对于推动我们当前的人才运动,实施人才战略,有它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绍兴师爷的创造性劳动值得人们肯定,其成才规律值得人们总结,它带给人们的思考是全方位的,给人们的启发也是具有历史性和实践性。
绍兴师爷能够形成全国性规模和持续三百年时间,也能够在当时的政坛产生如此作用,和留给后世深远的影响,这是特定的政治背景、特定的文化底蕴的特殊作用,特别是人才机制运作中的开明、开放和开发性,这在今天不仅使我们感到回味无穷,而且更会使我们从中得到深刻的启发。
从绍兴师爷家庭微观环境分析:在绍兴,无论是世代农家,还是城市移民,历来都崇智尚学,耕读传家,历来都注重对自己子女的培养教育,在悠久的文化传统的浸润下,一些较有家底的富裕门第,竭力敦促自己的子女上学读书,以借此支撑门面,即使那些生活饥寒交迫的贫穷寒民,也千方百计积攒铜板,苦苦地将自己的子女送进学校,甚至送往异地他乡,翘望有一个“出山”的日子。这种开明的家庭教育、家庭熏陶、家庭环境,在绍兴师爷身上得到角色示范,其综合效应也得到最好体现。在今天仍旧值得我们发扬光大。
从绍兴的中观环境分析:绍兴具有与江南一些地方同样具有的经济繁荣的优势,但绍兴更具有开放的中观环境。绍兴历来注重外来人才的引进,历来注重与外界的接触和交往。礼仪相待,友好往来,兼容并包,博采众长,是绍兴的一大传统。从绍兴人祖先——于越部族开始到明末清初,数千年的历史长河,其开放思想,其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的对外交流,包括向外寻求新的发展空间的开放实践,使聪颖的绍兴师爷懂得:封闭就意味着自我圆寂、自我灭亡。因此他们走南闯北,四海为家,开辟新天地,开创新世界。而这,也正是我们今天需要继续为之发扬光大。
从绍兴师爷主体来看,那是一种自强不息、自我开发的奋斗精神,以及不断调整自己步伐,不断适应外界环境的开拓进取精神。《墨子•鲁问》载:“越人迎流而进,顺流而退。见利而进,见不利则其退速。越人因此若执,亟败楚人。”[15]墨子的话虽是讲越国后期与楚国的斗争策略,但说明越人一切以有利于自己为行动的最高目标。确实绍兴师爷在其自身的发展中,由于绍兴人多地少,由于“北人别考”的实际情况,要在人多地少中谋生发展,要在屡试不第和科举取士的夹缝中窥伺时机,要在激烈竞争中拼搏生存,要在改变环境中适应环境,他们积极进取,主动进击,进入各级官府,一边业幕,一边继续奋斗科举,这种以柔克刚、迂回取胜的作法,这不能不说是明智的选择。而且一旦或科举不第,或幕业不济,他们又另择实业,这种识时务、有毅力,主观能动作用的主体成才更值得我们今天发扬光大。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一个有生命有意识的活动主体,这个主体在生命运动和个体的社会运动中具有一定的调控性和发展性,并对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发挥出其主观能动性作用。绍兴师爷就是这样一批在当时这样的周围现实面前,不是消极被动,而是在现实改造中有目的地、自觉地成为既是社会时代的奋力抗争者,又是社会时代的潮流顺应者;他们不仅在当时这样的环境中保护自己,而且还发展自己,改造世界。他们思想开放,敢于冲破陈规陋习和僵化观念的束缚,敢闯敢冒、敢为天下先,这种勇于开拓、积极进取、敢立潮头的超前意识和闯劲,由此使他们成为超乎常人的绍兴师爷。
从人才学的视角探讨绍兴师爷,联系当今中国人才现状实际,它还会使我们看到一些与当今人才取向不符的反向机制,也会给我们人才的培养、流动、使用等方面的启发、教益。
(一)在人才的培养上,绍兴师爷注重实际,不尚空谈。清朝学幕者多集中于河北保定、大名一带,学幕之地分为东西南北四个书房,所传授幕僚知识的老师均是有实践经验的老幕僚,内容以实践案例为主,方式灵活,因材施教。即使在学成后,也还要有老幕僚带领一段时间,这就使幕僚能十分精通并适应本职工作。有鉴于此,我们必须十分重视发展教育事业,把发展教育放在“中国议事日程首要位置”,注重针对性,注重人格培养和心理素质的塑造,注重整合各种培训教育资源;要进一步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特别要培养造就一批具有现代国际意识、具有高层经营管理经验的人才,并有计划有重点选派优秀后备人才参加国内外培训。
(二)在人才的流动上,绍兴师爷是活水一湖,不断流动。横的方面可以朝秦暮楚,纵的方面可以上下浮动,且幅度极大。今天是师爷,明天很可能由师爷而成为京官,后天也许被革职还乡。联系到今天,人才流动尚有一定困难,“单位人”很难变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人”。人才的部门所有、单位所有,只上不下,只官不民,只进不出的现象依然存在。为此在人才的流动上,要实行动态原则,特别要注意和提倡人才不带编制、不带户口的柔性流动,要实行双向互动,畅通人才引进的绿色通道,取消对人才地区、部门、身份、所有制、挡案、保险等方面制约。并加强对人才流动中的知识产权、商业秘密的保护,保证人才流动的开放性和有序性。
(三)在人才的使用上,包括人才的选拔,绍兴师爷为幕,没有地位尊卑、身份贵贱,只要有才能,不管是屡试不第者,也不管是自荐他荐。“宰相起于州部,猛将拔于卒伍”,在秦汉时期通行的擢官观念,在绍兴师爷身上继续得到明证,他们可以在一个小小知县衙门里谋职不久直达封疆大吏的帐下辅主运筹,甚至得到雍正、乾隆的重用。伯乐相马、惟才是举,这就是绍兴师爷的用人机制。而目前我们使用人才的标准却具有很大的局限性、片面性、呆板性和机械性。由此使一部分人不拼业绩不拼贡献,而是拼学历、拼职称。由此出现惟文凭、惟资历是举。也由此造成钱学交易、权学交易和文凭商品化。有鉴于此,今天在人才选拔和使用时,就要开阔视野,不拘一格,不以学历、职称为标准,而是以能力、绩效为依据,做到用当其才,才尽其用;在营造吸引人才、留住人才、激活人才的良好用人环境中,要坚持领导干部任期制和聘任制,推行和完善专业技术人员聘用制,试行国家公务员雇员制。彻底打破论资排辈和职务终身制,尽可能地做到按岗选人、竟聘上岗、以岗定薪、奖优罚劣。
(四)在人才的考录上,绍兴师爷的被录用,非常强调“道德价值”,非常强调“重节操、重立身”。不仅如此,为了改变读书人直接做官而不堪胜任的状况,在绍兴师爷的运作机制中,还有故意让新登第的士人,先充当幕僚,以培养实际的办事能力,然后再根据实绩授以有明确职掌的官职。另外在绍兴师爷对幕主的忠诚磊落、幕主对绍兴师爷的信任珍惜,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加以研究和借鉴。
(五)在人才向更高层次的发展上,绍兴师爷在入幕后,不安于已有一切,继续刻苦钻研,发愤图强,在或从政或从文的道路上奋发创新。这对我们一些高枕无忧、陶然自醉、意志消沉、锐气大减的青年是一面镜子。面对一个知识经济的世界,人的一辈子都要学习,[16]所有有理想有远见的青年,应永不满足,从长计议,不断进取,防止浮躁,向更高层次发展。有关部门和领导也应有世界眼光和战略意识,放宽移民限制,坚持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并重,建立开放、竞争、协作的科学研究机制。
认真探讨绍兴师爷,联系当前的实际,显然它还会给我们许多动人心弦的智慧和实用理性。封建社会后期出现和盛行的绍兴师爷,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当时的一种自发性,就是这种自发性,在当时没有制度保证的情况下,它在人才的培养、流动和使用等人才机制和人才运作环节上也具有一定的进步性,而今天我们在人才的培养、使用、发现、考核、管理等环节是有组织、有制度作保证,因此可以坚信:具有人杰地灵、才俊辈出的绍兴,一定会涌现出更多更高层次的人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一定会在科学的人才机制运作中取得长足的发展,中华民族一定会在人才强国的战略决策实施中取得伟大的复兴。
注释:
[1] 历史上的绍兴,其辖属建置,多有变迁。习惯上绍兴师爷中的“绍兴”指当时的山阴、会稽二县,即今天的绍兴县和越城区。
[2] 见《清稗类钞》第三册“幕僚”类。
[3]龚未斋:《雪鸿轩尺牍》中《寄甘林侄》、《答韫芳六弟》等篇目,上海书店1985年印行。
[4][8]金冲及:《周恩来传》(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
[5]李海生:《幕僚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6]沈起炜:《中国历史大事年表·古代》第49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年版。
[7]周作人:《鲁迅的故家》,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9]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03页。
[10]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704页。
[11]王通讯:《人才学通论》,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2页。
[12] 何炳棣:《明清进士与东南人文》,载《中国东南地区人才问题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浙江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20页。
[13][14] 分别见《雪鸿轩尺牍》第40、71页。
[15]刘亦冰:《论越文化的开放性特色》,见《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第10页。
[16]Pierre Bemard Jeanson(皮尔·伯那得·约翰逊):《未来潜在的行政管理人员的识别和管理》,见孙路一主编:《人才战略与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30页。
本文被编入朱志勇、李永鑫主编的《绍兴视野与中国幕府文化》(人民出版社2007年6月版)一书,并被多家杂志、网站转载。